關注我們
荊楚網 > 新世代集運查詢物流頻道 > 湖北日報

大傳統與小傳統 ——學者葉舒憲解讀中華文明的原編碼

發佈時間:2021年03月17日07:22 來源: 湖北日報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王晶 通訊員 劉虹 李茜

新桃換舊符的時節,總能特別引發人們撫今追昔。在時光的隧道里回望,我們依靠的是什麼?泛黃的書頁、古老的傳説、説不清起於何時的習俗……文字不是記錄文明的唯一形式。著名學者葉舒憲跨界人類學、哲學、歷史、文學、宗教,依照大小傳統劃分的理論和四重證據的研究方法,探求中華文明的原編碼,以期彌補思想史和哲學史的本土視角空缺,引導對華夏文化的本土再認識和再自覺。

牛年春節前夕,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舒憲來到湖北省圖書館“長江講壇”,以“從‘論’和‘語’看孔子的口傳文化”為題,探討中國文化元典的人類學解讀,並以四重證據法的路徑,述説大傳統視野下的“萬年中國説”。

孔子,大傳統的最後代表

2020年8月,葉舒憲、蕭兵合著的新書《論語:大傳統視野的新認識》出版,作為“中華元典的人類學解讀”,葉舒憲在該書導論部分,以文化人類學、哲學人類學的跨學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在大傳統視野下提出解讀《論語》的新認識和新思路。大傳統指先於和外於文字書寫的文化傳統;文字傳統則為小傳統。《論語》作為“口傳文化”和語錄體範文,用“聖:口耳相傳”的辦法,近取譬,遠採象,以“詩意棲居”和“生命交流方式”,傳達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人生價值觀和美學理想。

孔子寫書嗎?

記者:您有一個比喻:如果將人類歷史看作一年十二個月,有文字的歷史只佔第十二個月的最後幾天。我們該怎樣認知那麼漫長的沒有文字的時期?

葉舒憲:從全球文明史的視野看,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僅五千年而已,但在此之前,是至少延續了十萬年的口傳文化的深厚傳統。這一傳統的整體雖然在文明發生後逐漸被書寫文化所取代,但是其20倍悠久的影響力卻沒有即刻停止,早期文明中曾經有相當長的一種過渡階段——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並存並重。只有到書寫工具和書寫條件在技術上達到相當的社會普及程度以後,口傳文化的信息交流方式才被正式取代。

人類歷史上的上萬種語言只有約106種到達足以用於寫作的書寫形式,大多數語言從未以書寫形式出現過。今天存在的約3000種語言,只有78種有書寫文字。如果只以文字為標準,那我們要喪失掉多少文化?

20世紀中後期以來,口頭傳統和口頭傳承文學,在人文領域形成研究的新潮流。文學人類學自2010年起將口傳文化列為先於文字書寫的文化傳統,即文化大傳統。文字書寫即為小傳統。

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孔子和《論語》被請到了鳥巢的舞台。3000位演員人手一捲竹簡,唱誦“有朋自遠方來”。這是孔子時代的教學畫面嗎?就目前考古發掘所見,最早的竹簡是戰國時期的,春秋時期的民間教師孔子基本不具備私人著書立説的可能。《論語》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他的再傳弟子追憶記錄的對話。今天看到的《論語》文本是介於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之間的特殊文本。

記者:識字—書寫文化與口傳文化相比,在感知—思維方式上有哪些差異?對人本身有負面或消極作用嗎?

葉舒憲:人類學研究表明,識字—書寫文化與口傳文化相比,對人本身也有負面的消極作用。首先是生命交流方式的終結。在沒有文字以前,人們只靠説話來交流,是情景的交流方式,而文字則是單一性的和脱離情景的。《論語》的寶貴就在於較為清晰完整地描述出了“説話者”孔子的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説,讀《論語》無異於“聽”《論語》,從文字背後似乎可以聽到、感觸到孔子的音容笑貌,想見那時的師生對話情境。

識字的第二個副作用是減弱了人的記憶力。識字的第三個弊端在於終止了人的詩意的生存。第四個弊端是損耗了人通過非語言渠道去領悟神聖事物的能力。第五個弊病在於文字書寫無極限,大量積累的文獻會讓人陷入無止境的信息而迷失。

書寫文化的出現對中國漢語文學的深遠影響,有正面的,當然也有負面的,主要是:幻想能力與敍事能力均受到書寫文字的壓制;薩滿-巫師的通神-迷狂式傳唱傳統終結,史官的獨斷書寫權力定於一尊,且有效地為最高統治者所控制、所利用,作為維護其權利和權威的有力手段。甲骨文的壟斷性使用就是明證。文學的發展方向受到極大限制。早期的書寫文本一旦被神聖化,變成經典,就容易導致僵化,成為嚴重束縛讀書人思想的枷鎖。

口傳文化的最後一位聖人

記者:孔子重視學習和教育,為什麼自己不寫下心得,以求擴大影響和流傳久遠呢?

葉舒憲:今天看到的《論語》文本是介於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之間的特殊文本。《論語》為什麼是對話-語錄體?“論”和“語”兩個從“言”的字,顯然都是來自古老的口傳文化的概念。孔子“不學詩無以言”的命題,就包含着口傳文化最大的奧祕。孔子對詩歌與音樂的推崇,實有越過書寫文化之蔽障,直接復歸口傳文化盛況的文化尋根意義。

孔子的名言之一是“述而不作”,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這個説法放到書寫文化與口傳文化相交替的背景下,呈現這樣的文化價值觀:以口頭追述、複述古代知識為特長,以不寫作個人著作為戒條——這是深植於數萬年傳承不絕的口頭知識傳統的,孔子請出了遠古時代盛名遠播卻不留文字著述的老彭來做榜樣。

《論語·先進》: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不踏着前輩人的腳印走,是進入不了學問的境界的。這也是“學而時習之”的傳道方式。口頭傳統的延續保證就在於遵守口耳相傳的定製,在無文字的時代,只有忠實於傳統的傳唱者,而沒有“作者”這樣的觀念。當然也不鼓勵個人的創新。“好古”的價值觀是:越古越優。這類似創世神話講述的黃金時代或伊甸園。孔子的理想在於堯舜時代。那個時代顯然要比甲骨文漢字的出現早約一千年。

《論語》中多次提到“文”,在孔子時代是包括口頭形式在內的禮樂文化傳承的整體,並不專指文字寫出的文本。“述而不作”也不是“中國造”的專利,西方思想史的開端也由柏拉圖對話錄展現的不寫書的蘇格拉底等人奠基。

聖,口傳文化的標誌

記者:孔子“六十而耳順”曾讓一眾學者犯難,您提出在大傳統的視野裏,以口傳文化的背景來設身處地理解何謂“耳順”。

葉舒憲:《論語》裏我們可以感知孔子對“敏”的特質很看中,口傳文化的最大優勢在於社會領袖的敏鋭聽覺感知和超強記憶能力。無文字部落裏只有較年老的歌手才表現出最純熟的口述能量。要理解“耳順”,不妨從“聖”字入手。聖,繁體寫作“聖”,要注意“聖”,下面不是“王”,而是“壬”,是聲符。《説文解字》“耳”部:“聖,通也。從耳,呈聲。”出於口,入於耳,通了,才可能成為“聖”。聖,這個漢字的結構,透露出口傳文化最看中的人體器官:能説話的口 + 能聽話的耳。《論語》把孔子描述為在“成聖”過程中不斷髮展“聽”的敏感性的人——四五十年的口耳訓練,口傳背景下,“六十而耳順”。

孔子在書寫文化取代口頭傳統的過渡時期,依然執着地堅持古老的價值觀,有效地在“書寫文明”中留存了口頭傳統及其學習——教育方式的精髓——通過口耳之間的不斷重複的經久訓練,達到身心統一的至高人格修養境界。這正是使儒學獲得準宗教性質的根本因素所在。作為對話錄的《論語》,是這種學習方略和這種人格境界的最好見證,這也是在早期文明中文化大傳統價值觀的珍貴遺留物。

大傳統視野的“萬年中國説”

與大小傳統理論相對應的方法論是葉舒憲提倡的四重證據法。他把傳世文獻看作是探究古代真相的一重證據,把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簡帛文書看作是二重證據,把民間口傳類和民族學考察的活態文化資料作為三重證據,將考古發掘和傳世的古代文物及圖像視為四重證據。通過這四重證據法,葉舒憲的研究走出書齋走向田野,《圖説中華文明發生史》《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等著作,向我們展示出他完成了神話學宗教學與歷史學考古學的系統對接。

玉石文化信仰統一了“中國”

記者:您在這次講座的標題下,列出5個關鍵字:曰、禮、樂、國(國)、能。前三個字,在口傳文化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感受到孔子對遠古聲教(禮樂)的悉心向往和他個人對音樂、詩歌的極度偏愛。國和能,又透露出怎樣的遠古真相?

葉舒憲:“國”字,是與繁體“國”字共存的民間俗字,外框是城牆,裏面就是最珍貴的東西——“玉”。我們在研究創世神話時發現,《山海經》及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處處提及玉,且凡是冠以玉的,總是非常神聖,比如“君子温潤如玉”“化干戈為玉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只要涉及玉,就代表着與美好相關的意象,相當於今人説的正能量。神話傳説記載的,不僅僅是古人的神奇想象。通過古代文獻可以獲知,“玉”曾是華夏祖先凝聚成文明共同體的過程中,不同民族共同信仰的標誌性聖物。考古發現表明,從約10000年的東北玉文化,到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到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從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再到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和石峁文化,史前玉器從貝加爾湖畔一直到長江流域廣泛分佈,逐漸形成了以玉為禮、以玉通神的文化傳統和禮制基石。

我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而若從中國文明發生的獨特聖物“指標”——玉文化切入,可以上溯到距今一萬年的東北史前時期。早在夏商周以前,一個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文明大傳統——共同崇拜和信仰玉的史前文化,曾在一定程度上涵蓋和統一了“中國”,並滋生衍化出後世諸多文化現象。年代大大早於漢字的玉禮器,可以説是一種華夏精神和物質的符號,文學人類學家從中能夠解讀的文化史傳統竟長達一萬年,比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華夏五千年”多出一倍時間。孔聖人“君子如玉”的人格理想和“切磋琢磨”的學習理想,原來都是來自萬年傳承不息的大傳統。當然還有老子的“聖人披褐懷玉”説,以及後世道教的天國主神玉皇大帝。由此可知,唯有大傳統能夠給出文明和文化的“底牌”,即所以然。以往的國學知識,只知道然,而不明所以然。

熊就是“能”,熊圖騰或早於龍圖騰

記者:您在講座時,為我們展示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圖片:遼寧牛河梁女神廟出土泥塑熊頭、熊掌、真熊的下顎骨,殷墟婦好墓出土玉雕熊龍,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天熊踏鳳銅器,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玉熊人,特別是您把《天問》中的一句:“焉有虯龍負熊以遊”,與河北定州三盤山漢墓出土錯金銀車飾圖像放在一起,圖像上有龍有熊,熊對於早期先民是怎樣一種存在?

葉舒憲:我寫在這次講座標題下的“能”,其實就是“熊”的本字。

《爾雅》:“熊,蟄獸也”,是一語道破天機:熊冬眠的習性給先民造成一種能夠死而復活的印象,於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為代表生死相互轉化觀的一個神奇標本,成為被崇拜的神祕和神聖對象。熊,生命能量之楷模,自我復生,生生不息。這也就使它充當了圖騰觀念首選的物種之一。

遼寧建平縣牛河梁女神廟,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址,距今5000多年。廟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還同時發現了真熊的下顎骨,以及泥塑的熊頭下部殘件。這次考古發現充分表明:熊是作為史前神廟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紅山先民的特殊禮遇的,而且還再度有力地證明了女神崇拜與熊神崇拜的統一性、對應性。

如果要找出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之中較為普遍的一種崇拜物,龍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但龍並非現實中實際存在的動物。作為遠古神話想象的虛構生物,龍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來源和基礎。考古學發現不斷表明,龍確實來源於現實中的動物。這些動物原型包括豬、鹿和熊、蛇。與神話傳説中的華夏共祖黃帝直接有關聯的是熊,黃帝,有熊氏,看來也是熊。再參照北方薩滿教傳承中有關天熊、神熊的儀式、信仰和觀念,可以説熊圖騰存在的依據,很充分很悠久。

考古學家在石器時代造型藝術中發現的眾多動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復活之神。進入文明歷史中,熊女神的各種遺留形態依然清晰可見。如古希臘阿爾忒彌斯女神節上,一位女祭司阿爾忒彌斯女神扮演為一隻熊。在中國的民間舞儺儀式上也有類似情況: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師公儼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從世界範圍看,熊圖騰的分佈非常廣泛,其傳承淵源較為古老而且分佈地域相對集中的是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北方地區,以及北美地區。熊圖騰的流傳對於處在這一廣大地區內的不同民族國家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儀式;韓國的和我國鄂倫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的熊祖先神話。中國史前的紅山文化玉器出現“熊龍”這樣的神話生物,並非偶然。楚國有近三十位國王都以熊為名號,從穴熊到熊狂、熊麗,能是偶然的嗎?

大傳統探尋文化的原編碼

記者:新興的文學人類學倡導實地考察的田野作業方式,打開了突破小傳統侷限的知識新格局。幾百萬、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當作一部大書來看和讀,我們在大書裏能讀到中華文明的原編碼嗎?

葉舒憲:《論語》中有一句話“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語道出原始儒家知識觀輕視小傳統而牽掛大傳統的初衷。至於孔子本人一再表示的“述而不作”和“文獻不足”,更是非常明確地表達出他在兩個傳統之間的偏愛和選擇。一部《論語》,生動顯示着“子曰詩云”的教育方式,卻沒有“子寫子著”一類的表述,這就清楚地顯現出儒家思想的發生之根,與基於口頭文化的大傳統息息相關。孔子對漢字和書本以外的禮樂詩歌活動的極度偏好,以及“不學詩無以言”的著名訓條,都透露出他與前文字時代的大傳統保持着怎樣無法割捨的聯繫。孔子本人唯一可信的傳世之作《論語》並非出於他的寫作,而是出自孔門弟子的隔代追憶。這個耐人尋味的事實足以推翻將孔子打扮成六經撰寫人的一切後代假託者的企圖。

藉助人類學視野,將純文學的神話研究,向四重證據和五種敍事的文化整合性研究範式轉化,超越疑古派,提示重新進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之源的門徑:歷史敍事的開端總是由神話和象徵來編碼的,聖物敍事的編碼早於文字敍事編碼,不破解前漢字時代中國神話的獨特編碼,難窺中華文明的本源與特質;歷史又是斷裂的:文字小傳統孤證難補,需要發揮非文字符號的解讀和重構作用,相對地找回失落的鏈條,重新連接“大傳統”和“小傳統”,重建中華文明發生的主脈。

Copyright © 2001-2021 湖北荊楚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營業執照增值電信業務許可證互聯網出版機構網絡視聽節目許可證廣播電視節目許可證

關於我們 - 版權聲明 - 廣告服務在線投稿

版權為 荊楚網 www.cnhubei.com 所有 未經同意不得複製或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