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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原始記錄手稿透射偉人思想光芒——重温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

發佈時間:2021年03月15日09:47 來源: 湖北日報

1936年,郭述申在延安紅軍大學時留影。

1942年3月,郭述申記錄毛澤東所作報告的手稿。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周志兵 通訊員 王平 王濤

2021年是建黨100週年,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

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對黨史研究的對象、內容、研究方法以及黨的歷史分期等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重温這篇黨史研究經典之作,其閃耀的思想光芒,仍然指引着學習研究黨史的方向。

省檔案館保存的名人檔案之郭述申全宗中,收錄了79年前郭述申原始記錄毛澤東所作報告的手稿。

在中央學習組聆聽毛澤東作報告

郭述申,湖北孝感人。曾任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書記、紅二十七軍、紅二十八軍政治委員、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等,參加了長征。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湖北工委書記、新四軍四支隊、五支隊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委員。

1940年7月,時任新四軍五支隊政委的郭述申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9月出發赴延安。

正值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偽軍開始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反覆“掃蕩”,一路上不斷遇到危急情況,郭述申輾轉至次年3月才到達延安。在延安,他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因此有機會現場聆聽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臨終前,他立下遺囑,希望後代將其收藏多年的歷史文獻資料捐贈給湖北省檔案館。

2010年3月,郭述申的家屬將相關檔案捐贈給湖北省檔案館,共12箱、5000餘件,包括手稿、信函、照片及其他歷史文獻資料。省檔案館組織人員整理後,編纂出版《郭述申文檔》一書。

對於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由於是現場記錄,比較匆忙,郭述申手稿中的一些文字表述,與黨史文獻正式記載並不完全一致。

“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從檔案中可以看到,郭述申在筆記本第21頁的貢眉上記下:中央學習組,1942年3月30日。主題是“中共黨史研究方法(澤東同志)”。

郭述申首先記下一段話:不研究過去黨的路線,就對今天路線政策瞭解不清楚,不能有進步。對過去的路,必須弄清楚。

毛澤東在報告中開宗明義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他認為,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當時,中國共產黨經歷了21年的艱苦鬥爭,品嚐了勝利,也經受了挫折,“左”的錯誤和右的機會主義不同程度上都影響了黨的事業發展,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

延安整風運動是從學習研究黨的歷史開啓的,其重要作用就是把黨的路線政策搞清楚,加強學習教育,提高黨內思想理論水平,推進各項工作的開展。

提出“古今中外法”

“研究方法:名之曰古今中外法(古今是歷史,中外是地理)”郭述申手稿中,特意將“古今中外法”標註了重點符號。

這是毛澤東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中共黨史研究作出的重要總結。

毛澤東提出的“中”和“外”不是專指特指,而是一種比較研究方法。

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澤東説:“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説,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

毛澤東在報告中説:“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當時,他把我們黨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大革命時期,二是內戰時期,三是抗日時期。他同時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説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説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説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説起可能更好。”

批判“一切以外國為中心”的風氣

“馬恩列斯理論是普遍的真理,只有將其方法立場用到中國創造出理論,才有用處。如孔明借箭一樣借馬列的箭來用。”

在郭述申手稿關於《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兩頁半的記錄中,最後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早在1930年5月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説明:“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

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中,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存在的“一切以外國為中心”的風氣,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係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

(圖片由省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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